治清史者，必從此問涂——《清史書目》評說

作者：王俊義 《 中華讀書報 》( 2015年08月05日 16 版)

《清史書目(1911-2011)》，黃愛平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年2月第一版，268.00元

最近，滿懷喜悅之情閱讀了黃愛平教授主編的《清史書目》，感覺這部大型工具性圖書編纂主旨明確，著錄齊備，體例規(guī)范，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與實用價值，頗值得推薦評介。因僅就該書(以下簡稱《書目》)編纂的主旨、特色、價值及不足，略予評說。

一、《書目》編纂的主旨

從是書《前言》可知，此書之編纂緣起于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當時，黃愛平供職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為推動清史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認為有必要從學術(shù)史角度，梳理清史研究百年來的發(fā)展脈絡，考察百年間清史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分析各個時期清史研究發(fā)展演變的軌跡與特征，總結(jié)研究工作中的經(jīng)驗教訓與利弊得失，進而展望今后清史研究的發(fā)展趨勢與前進方向。由此出發(fā)，該所成立了由戴逸、李文海兩位清史大家領(lǐng)銜主持的“百年清史研究學術(shù)史”課題，并申請重大項目且獲準立項?！稌俊返木幾胝亲鳛榇隧椪n題的基礎工作而啟動的。正如《凡例》中開宗明義所說：“本書收錄自清朝滅亡迄今，即1911年至2011年百年間中國境內(nèi)以漢文發(fā)表、出版的清史著述(含譯著、論集、工具書等)，整理影印的清代文獻檔案資料等。期冀全面展示學界既有成果，為學者研究提供便利。”

《書目》不僅有明確的編纂主旨，而且還組織了很強的編纂隊伍，主編黃愛平教授既是研究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的名家，又是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專業(yè)的學術(shù)帶頭人，且有清史研究所為支撐，能組織動員一批教師和博士、碩士研究生參與《書目》的編纂。從《書目》扉頁開列的名單可知，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員達三四十人之多。這樣一支實力雄厚的團隊，在精心設計了編纂程序和工作方法之后，全體編纂人員經(jīng)過兩年多的辛勤耕耘，終于編成這部有很高質(zhì)量的書目著述，殊屬可喜可賀!

二、《書目》編纂的特色

約略言之，有如下數(shù)端：其一，規(guī)模宏大，時間跨度長，涵蓋面廣?！稌俊啡珪浉黝悤_四萬余條，近二百萬字。如此宏大規(guī)模，實為近年來已出版同類書目所罕見。再者，其收錄書籍的時間范圍，上起1911年清朝滅亡，下迄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時間跨度長達百年，基本囊括了百年間出版的各類清史研究著作與文獻檔案資料。

其二，體例規(guī)范，類目細致，編排合理，收錄完備。我國古代著名目錄學專家鄭樵曾說：“類書(即類例)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編纂《清史書目》這樣的目錄著述，理應弘揚古代目錄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制定出有章可循、切實可行的體例與類目。從《書目·凡例》中可見，該書對體例與類目的設置，可謂細致規(guī)范，既揭示出全書的主旨與收錄范圍，又對書中涉及到的許多問題有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例如“本書目收錄著述以有清一代(1644—1911)歷史的研究為范圍”，但考慮到歷史發(fā)展有其連續(xù)性，又規(guī)定“其中有關(guān)涉明朝末年以及民國初年者，亦予收錄”。再如，對收錄的各類圖書“均著錄書名、責任者、出版者、出版時間”等項，鑒于一些有影響的重要典籍或名著，曾先后在不同時間由不同出版社出版或再版，為使讀者了解該書不同版本的流傳情況，又規(guī)定“同一書若出版者或出版時間不同，則分別予以著錄”。諸如此類的各項規(guī)定，使得全書整齊劃一，條理分明。

《書目》上編收錄“研究著作”，下編著錄“文獻檔案”。其下再根據(jù)書籍的內(nèi)容與性質(zhì)，分別設置大類、小類，乃至小目。如上編所收研究著作，即按內(nèi)容分為：總論、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律、社會、邊疆民族、宗教結(jié)社、教育科舉、思想文化、文學藝術(shù)、科學技術(shù)、文物考古、歷史地理、中外關(guān)系、人物，凡十六大類。各大類之下，又進而劃分小類，小類之下或再分出小目。以文學藝術(shù)類為例，其下即分為文學、藝術(shù)兩個小類，小類之下又各分小目。如文學小類之下，便分為通論、作家作品、文學理論、小說、散文、詩詞、語言文字及其他，共七個小目。正是因為全書設置了比較完善的由編而類而小類，再到小目的類目體系，從而使數(shù)萬種書籍有條不紊地各歸其類，各入其目。

其三，將研究著作與文獻檔案資料匯編于一書。由于清史學科領(lǐng)域已有成果本身呈現(xiàn)的特點，不僅涌現(xiàn)出大量的研究性著作，還有對有清一代存留至今的大量文獻檔案的整理與編纂。特別是清代檔案，作為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是否利用及此，往往成為衡量一部清史研究著作學術(shù)質(zhì)量高低的重要標準。有鑒于此，《書目》編者毅然決定既收錄研究著作，又著錄文獻檔案資料，以期全面反映百年清史領(lǐng)域已有成果的完整面貌。

三、《書目》編纂的價值

其一，全面展示百年清史研究的整體面貌。嚴格說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清史研究，應從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為開始，迄今已走過百年歷程。清史研究自身也經(jīng)歷了發(fā)展演變的各個階段。如辛亥革命前后，曾興起一股“清史熱”，其研究內(nèi)容和立場觀點大多從推翻帝制的政治需要出發(fā)，充斥著排滿仇滿的思想觀點。而后北洋政府設館纂修清史，由于參與編纂的人大多為清朝遺老，不免站在清室立場為清朝統(tǒng)治歌功頌德，其編出的《清史稿》雖有一定的學術(shù)資料價值，仍稱不上是科學的清史之作。此后，涌現(xiàn)出孟森、蕭一山等老一輩清史學家，他們或搜集整理大量史料進行實證性清史研究，或編撰全面系統(tǒng)、翔實厚重的一代通史，為清史學科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然而其時代的局限與烙印也十分明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清史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逐步出現(xiàn)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清史論著，但受機械唯物論與片面的階級斗爭觀的影響，研究內(nèi)容多偏重在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方面，對諸多領(lǐng)域的研究都付之闕如。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清史研究才煥然一新，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啟動，又將整個清史研究推向新的階段，提高到新的水平。伴隨國家清史編纂十多年來的進程，清史研究的論著更加豐富多彩，大量的清史文獻檔案(包括海外)資料得到整理出版。《書目》既全面地展示了清史研究成果的整體面貌，也反映和折射出百年來清史研究發(fā)展演變的脈絡及其得失。

其二，為讀者提供治學津梁和讀書門徑。清代經(jīng)史考據(jù)大師王鳴盛曾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涂，方能得其門而入。”誠如其言，目錄是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基礎，清史學者在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時，有必要了解清史學界的研究狀況，哪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哪些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有哪些難點尚待突破，又有哪些空白尚未填補等。對初學者而言，有必要了解清史研究的歷史和現(xiàn)狀，需要讀哪些書，今后的學習和研究應該向哪些方面開展和深入等。這些問題，《書目》都可以提供參考。

四、不足與有待商榷之處

在肯定《書目》編纂的主旨、特色和價值時，也有必要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處和一些有待商榷的問題。

其一，有所遺漏。盡管《書目》的著錄已比較齊備，卻仍有遺漏。舉要言之，如上編總論之中國通史類下，遺漏了范文瀾、蔡美彪主編的《中國通史》系列中屬于明清時期的第九冊和第十冊;明清史一類則遺漏了孟森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上、下冊(中華書局1959年)。

其二，尚有訛誤?！稌俊穼?、責任者等義項的著錄時有訛誤，如第117頁《從閉關(guān)到開放：晚清“洋務”熱透視》一條，其中的作者“湖濱”應為“胡濱”。第251頁《清代理學史》上、中、下三冊中冊著錄為“張昭軍”，下冊“李帆”。事實上應為中冊“李帆”，下冊“張昭軍”。

其三，重復著錄?！稌俊穼闹涍€有前后重出的情形，如唐德剛著《晚清七十年》(一)、(二)、(三)、(四)、(五)凡5冊，既見于《總論·晚清史》一類，又見于《政治·通論》一類;卞僧慧著《呂留良年譜長編》，既著錄于上編《人物·單傳》一類，又收錄于下編《史部·傳記》類。如此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編纂一部工程如此浩大的工具書，且出自眾人之手，存在一些疏誤，勢所難免。然而，作為一部研究清史常備的工具書，理應精益求精，反復核校，以最大限度減少差錯，避免誤導讀者。

《書目》之所以出現(xiàn)上述訛誤，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在筆者看來，這與該書在編纂體例上類目的設置過多、過細，似乎也有一定關(guān)系。以總論一類為例，其下設有15個小類，其中既有“清朝通史”，又有“歷朝”(包括入關(guān)前和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各朝)，還有“晚清史”。而史學界所說的“晚清史”，一般即指“道、咸、同、光、宣”各朝。這樣的設置，極易造成所收各書在時限與內(nèi)容范圍上的重疊。此外，人物類下分設“單傳、合傳、總傳”各小類;論集小類之下，又分設“一般論集、個人論集、會議論集”等小目，皆不免失之過細。因此，如何使《書目》的編纂體例及類目的設置更加嚴謹和科學，還可再加斟酌與商榷。